如果简单模仿，因主客观原因屈从别国压力、把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或者被别国干涉内政、接受外国强加的价值观或者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很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clix]在墨西哥虽然没有设立专门的宪法法院，但是也存在朝这一方向发展的趋势。宪法法院具有对法律和法规进行预防性的合宪性审查权限,但是对于已经公布的法律只能通过最高法院附带性程序进行;在这一方面,宪法法院仅限于对颁布法律的形式合秩序性进行上位审查(Oberprüfung)。
其中一方面包括公民平等的不同理念，这些理念是建立选举作为民主的合法行为和创造行为的基础，并且影响选举制度的设置以及竞选筹资的管制。在这种变体中，在小面积和/或政治、种族、文化和经济上相对单一的国家采用联邦国家原则也是有意义的(联邦德国[xcviii]、奥地利[xcix])。[xlvi]更确切地说，法国行政法和行政程序法的一般原则是学理上从法国最高行政法院(Conseil d'Etat)的判决中过滤出来的，而且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非法典化的形式。这三大类标准分别是：法律体系的起源和发展史。联邦制的这些表现形式的特点是，赋予各联邦州广泛的权力，并将中央权力限制在对国家整体的功能运作不可或缺的职能范围内。
[xlix]这些不成文的宪法惯例从英国进入到了其前殖民地的宪法之中。[clxiii]印度宪法明确规定违宪的法律无效，并授权高等法院通过发布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强制令(mandamus)、移审令(certiorari),确保为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提供有效的救济[clxiv]。魏晋律令法典诞生后，以其整齐闭环之体系、紧密相连之篇章、高度概括之术语、简约浓缩之法条、精玄奥妙之法理，使成文法的发展超越了秦汉以来因循的轨道，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水准与风范，不仅成为整个成文法体系之统率，也顺理成章被统治者塑造为王朝正统的又一象征与符号。
但是，法律体系的演进并未就此停止。古代中国法典化发轫于魏晋之际，以魏晋律令法典的颁布为开端。(19)(唐)吕温：《代郑相公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载李昉编：《文苑英华》卷六四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06页。这种围绕特定理念构筑范畴体系，以此展开对篇章条文的全面梳理、统筹、制订，赋予整部法律以系统性、普适性、学理性和稳定性的立法过程，正是法典诞生的一般过程。
(65)苏洵：《嘉祐集笺注》，曾枣庄、金成礼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115页。清代从皇帝到各级官员，在处理军政、民政、司法刑狱事务时经常查询和引用会典，违反会典的行为会受到制止和惩处，《清实录》对此记载不少。
古代中国法典化起于中央集权国家锻造统一法律秩序的客观需要，继而形塑中国之正统与治道，并经历了从律典令典到会典的历史过程，塑造出从刑事法——非刑事法到根本法——一般法的法律体系格局。战国秦汉以降，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逐次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划一治理需要、兵刑钱谷等行政事务日益复杂化和专门化、治理模式从礼治转换到法治，使得律令等成文法大量产生，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13)，法式者，成文法也。(35)沈家本：《历代刑法考》，邓经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12页。《宋刑统》是基本的刑事法典，编敕和断例是对《宋刑统》的补充和修正，尚未根本动摇《宋刑统》作为基本刑事法典的地位，律存于敕之外(32)。
综上所述，古代中国的法典化经历了从律典令典到会典的历史过程，法律体系的基本格局从刑事法——非刑事法演变成根本法——一般法。中国传统法典并非只是纸面规定，而是维系法律体系整体之统率、维护法律秩序统一之定海神针，具有超越一般司法适用的法律、政治与文化功能。(16)(17)《隋书》卷25《刑法志》。当然，违反会典的案件数量比违反律例的案件少，对违反会典行为的惩处方式、程序与一般违反律例行为不尽相同，司法官员在处理具体案件中更多引用律例断案而很少引用会典，但这正说明会典大经大法根本法的性质和地位，现代国家的宪法地位崇高，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但其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频次远不及普通的民刑法等，适用程序亦非普通司法程序，有些国家甚至不允许司法机关在具体案件判决中引用宪法，但不能就此认为宪法没有法律效力，不属法律规范。
唐高祖武德七年颁布新律，诏令开篇即称：朕膺期受箓，宁济区宇，永言至治，兴寐为劳。(61)邱树森等辑点：《元代奏议集录》(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也正因为如此，日本学者长期以来形容古代中国法律体系为律令法体系(33)。法典重新被视为成文法体系之统率，以及中央集权国家法律秩序之支撑。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2页。条例无论因言而生例因案而生例，实际上都是从典型案件的判决中归纳出一般规则，定为条例。(25)《晋书》卷3《武帝纪》。诚然，古代中国法典化未能缔造出类似现代的规范严整的部门法典体系，民法典及私法规范的表面缺失，更成为近代以来部门法学界诟病之由，但是，通过分别编纂律典和令典，魏晋隋唐时期的早期法典化缔造出刑事法——非刑事法的法律体系基本格局，明清时期的再法典化及会典的完成，又使这一基本格局从刑事法——非刑事法演变成根本法——一般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有范畴，治道者，致治之道也，指使国家治理得当、清明有序而必须遵循的道理和路径。内容提要：中华法系是以法典为统率的成文法体系，法典化构成中国法律史之悠久传统。
(22)《新唐书》卷56《刑法志》。明清法律体系既强调法典的统率功能，也重视各式各样的例对法典的细化、修正与补充，既是对法典传统的回归，又非律令体系的简单重复。
(张建国：《中国律令法体系概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刘笃才教授建议用律例法体系承接律令法体系，作为理解明清法律体系的基本概念。嘉靖八年(1529年)明世宗谕内阁，称会典是一代通典，百司之所遵行，后世以之为据(46)。
法令则著之书策，奉而行之，令甲、令乙是也(35)。无论是政治控制，还是实现公平正义，都离不开先例的运用。
(43)参见原瑞琴：《〈大明会典〉性质考论》，《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三)法典化传承先贤经典 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是在表述法律(27)。自魏晋之际法典诞生后，法典在古代中国受到追捧，被寄予厚望：法典要完备无缺。进入21世纪以来，不断有国家制定新的法典或对其既有法典进行再编纂，全球范围内法典化虽然遭遇解法典化之挑战③，却未停止其脚步，新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通过与实施，不仅构成中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之重要成就，亦可视为全球范围内法典化又一重大进展。
③解法典化指在有成文法典的国家，层出不穷的单行法、特别法、先例对法典实施及法律体系整体性造成的张力，解法典化命题最早由意大利法学家伊尔蒂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继而在国际法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在21世纪初逐渐进入中国法学界的视野。如果把明诏施行作为法典的生效要件，那唐六典确实不能算正式生效的法典，但不能就因此认定唐六典是作为政书而编纂的，而不如说是一部没有成功的新式法典，是在律令法典之外编纂大经大法的尝试，虽然没有成功，却为明清继续编纂大经大法的会典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但是，明清法典尚简易，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简，使之归一，直言其事(63)，条文较唐律更为缩减，内容更加精简，因此具体适用更加不能不倚赖数量众多的条例、则例等单行法。在中国古代，法典被塑造为正统之符号、被寄予致治之厚望、被要求尽善尽美，自然也被希望能模仿经典、重述经典、超越经典。
(41)《晋书》卷30《刑法志》。汉晋律令由繁杂到清约的根本变革，是分类学高度发展于立法领域之展现以及律学义理化运动及刑名学再度兴盛之结果。
清王朝先后五次编成五部会典，其纂修团队精英荟萃，主持者皆为一时名臣，皇帝高度重视，经常亲自介入，过问具体的纂修工作。但是，大量诏令、条画急速无序涌现，给法律的适用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官吏因得并缘为欺百官莫知所守(61)，再次证明仅凭单行法本身不足以整合数量众多的成文法以及支撑大一统国家治理所需的统一法律秩序。中国古代法典化是在数百年法律儒家化积淀之上开启的，是法律儒家化演进不可逆之势，必然以《周礼》等儒家经典为本，重述经典，传承经典。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⑤。
会典行用之程序、效力发生之方式不同于律例，正是会典大经大法根本法性质及地位之展现。晋令将汉魏之令进行再编排、再整合，汇编而成一部统一的令典，其汇众令于一体，通过对令文的概括和抽象、对篇章内容的高度浓缩，以简约之令条，层层递进、紧密相连之篇章，承载和容纳国家基本制度，是为独立而成、自具体系之全新令典，无论就外在形式还是内在逻辑，在历史上第一次展示出令作为法典之统一性和整体性。
《重新认识中国法律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68页。垂统建中，必资于制度(20)，治世之建立，必然有赖于各种制度的建立、完善与良好运转，法典正是作为承载国家基本制度的法律形式而出现的，律典制死生之命，详善恶之源，翦乱除暴，禁人为非(21)，令典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22)，会典立纲陈迹之端，命官辅政之要，大经大猷，咸胪编载(23)。
令最初指君主之命令，春秋以降，令因其灵活性、现实性、可操控性，越来越多地作为一种恒常的法律形式为君主所运用，以贯彻君主之意志，张扬君主之权势。要充分汲取先王圣贤的治理经验，斟酌得失，融会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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